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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收审的出路与逮捕的改革

 在我国除了法定的强制措施外,收容审查也能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。对于公安机关使用的这种法外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手段,历来存在不同看法,争议颇多,观点各异。最近笔者有机会较系统地了解了收审存废讨论情况,有一个初步的看法:我们似乎应将研究收容审查这一课题的目光向外拓展,把它与我国现行逮捕制度的改革、完善联系在一起思考。这样也许能够摆脱困扰,寻求一条理论与实践都能接受的出路。

  (一)

  收容审查自1961年产生以来,在司法实践中经过多年的发展,演变至今,其性质和作用,已与最初设置的初衷大相径庭。它已经不是当初对付“盲流”的权宜之计,也不再是促使劳教人员回归社会的强制教育手段。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,保证刑诉活动顺利进行的高效率的稳定措施。据不完全统计,刑诉法颁布实施12年来,大约有80%—90%的被判刑者,一开始并不是被逮捕或者被拘留的,而是以收容审查的方式,被羁押于公安机关,人身自由受到长达数月的完全限制。在此基础上,继而再对其侦查逮捕直至完成控诉和审判。因此,人们很敏感地意识到它的合法性,因而提出这样的问题:以这种刑诉法没有规定的强制手段限制人身自由,这难道不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害吗?于是一场关于收容审查存废的讨论便不可避免。

  最初,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主张废除收容审查,其理由既简单又明确:刑诉法没有规定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,公安机关怎么可以自行规定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强制手段呢?这种观点提出后,立刻遭到不少人的反对,他们认为收审应当保留,理由也很简单明确:收容审查是在我国公安实践中建立、发展起来的,具有中国特色,它发挥了刑事强制措施难以起到的作用,有利于揭露、惩罚犯罪,提高刑事司法效率。

  在上述两种对立看法上产生的第三种观点,认为,从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,收容审查应当保留,但必须解决其合法性问题,从立法上明确它的性质、作用、对象等问题。于是问题的探讨进了一步:究竟以何种立法形式确认收容审查最为合适呢?有人提出应当将收容审查升格为刑事强制措施,用刑诉法将它与其他五种强制措施规定在一起,这样使用收容审查就名正言顺了。但是不少人又提出异议,认为升格的观点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憾:首先,升格会混淆行政强制手段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。其次,升格后的收审实际上会取代刑事拘留,使刑事强制措施的现行体系遭到破坏。最后,升格无助于解决收审存在的实际问题,得不到广大公民的支持。于是讨论进至目前,大家似乎取得了这样的共识,现有的收审行政强制地位必须保留,但需以完备的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规范。